让－保罗•萨特（１９０５年——１９８０年），法国哲学家、剧作家、小说家，当代文化生活中的国际知名人物，法国存在主义的首倡者。存在主义哲学强调自由和个人存在的重要性。
1905年6月21日，萨特出生于法国巴黎，他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让-巴浦蒂斯特•萨特是一位海军工程师，母亲是安-玛丽•萨特(婚前姓史怀哲)。让-巴浦蒂斯特在离军休病假期间去世，那时让-保罗才出生15个月。安-玛丽只好带着孩子回到阿尔萨斯娘家，以后又到了巴黎。萨特从小就觉得自己就是整个宇宙的中心。10岁时他进了巴黎的一所中学，11岁时母亲改嫁。
在学校，萨特是哲学专业一名十分出众但又颇爱争论的学生。在部队服役期满后，他到一所中学教哲学。就在这段时间里，他认识了女权主义作家波伏瓦，此后51年她一直是萨特最忠实的朋友。他们都不愿结婚，两人也都有过外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萨特应征入伍，后被德军俘虏。在集中营，萨特写了几个剧本，发展了自己的自由和团结的观点。设法获释后，他在巴黎度过了战争期间的大多数岁月，创作了大量作品。1944年他与别人共同创办《现代》杂志，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察当代问题。
萨特被称为“存在主义的鼻祖”，并且成为颇有影响的“左岸”知识分子中著名的中心人物。后来他终于跟他许多昔日的老友发生争执，如雷蒙•阿隆、阿尔贝•加缪、亚瑟•凯斯特莱以及莫里斯•梅洛-庞蒂等。
萨特游历过世界上许多国家，由于他对苏联、尤其是对美国政策的攻击和对资产阶级压迫的谴责，因此招致了不少非议。渐渐地，他认为文学创作是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空谈，并因此加以排斥。到50年代，他几乎完全放弃了小说和戏剧创作，集中主要精力进行论战和政治斗争。萨特支持阿尔及利亚和以色列的独立斗争，谴责苏联入侵匈牙利和美国入侵越南，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以及其他许多非正义行动。1968年巴黎大学学潮期间，萨特大胆支持学生。任何人采取这种举动都会遭到逮捕，幸好他有诺贝尔文学奖这项桂冠的保护。
50年代末，高血压引起了萨特一系列严重的病症。在生命的最后10年中，萨特眼睛失明，并患有血循环、大脑及肺部多种疾病。在生病期间，他得到波伏瓦和阿莱特•艾凯茵(一位阿尔及利亚犹太学生，萨特于1965年把她收为养女)的悉心照料。萨特虽然最终没有完成古斯塔夫•福楼拜传记的巨著，然而当他于1980年4月15日因尿毒症去世时，尽管已不再是法国文化生活中的活跃人物，却仍然是久为众人敬仰的偶像。
一、让－保罗•萨特的文学历程
萨特虽然曾经是一个早熟的才华横溢的学生，然而直到33岁时，他才发表第一部文学作品。在勒哈弗尔小城做中学教员期间，随着岁月的流逝，萨特产生了失意感，于是开始撰写对孤独的思考，连续写成了以下几篇文章：《对偶发性的论述》、《论心灵的孤独》、《忧郁症》以及《安东纳•洛根丁的奇特冒险》，最后一篇后来改编为小说《恶心》(1938年)。《恶心》是20世纪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它总结并体现了萨特的生活和思想，因而是作家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这部短小精干但思想上极有挑战意味的小说以日记的形式写成，主人公安东纳•洛根丁是一个孤独的学者，他为了撰写一个18世纪默默无闻但令人难以捉摸的贵族的传记，来到了凄凉的布威尔城。洛根丁对生活中微乎其微的偶然性的发现引发了一场生存危机，于是他决定以小说写作来逃避这场危机。他要写一部小说去深深触动读者，迫使他们去获取他自己已经取得的解脱意识。
《恶心》很可能就是洛根丁期望写成的那部书。这就使作品成了一部自我创造的小说，一部叙述自己的诞生、颂扬艺术的威力并补偿生存之平庸的小说。正是萨特后来对这种可能性的蔑视，才使他在50年代否定自己的早期作品，并完全放弃了小说的创作。当萨特三十多岁还是位不知名的哲学教师时，就写出了一些很有影响的小说，对读者在个人与社会的本质问题上的自我陶醉提出了怀疑。萨特几年间辛勤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墙》于 1939年出版。作为短篇小说集标题的《墙》这篇小说，以西班牙内战期间一名等候处决的共和派死囚的口吻，用第一人称写成，它是许多同类小说中的典型：将某个单个的人置于一个摧毁其坚定信念的环境之中。小说集的另一个出色的中篇小说《领袖的童年》，纵览了一个伪善者的一生，描写他如何由一个年轻时的恶棍变成了一个暴戾的显贵人物。
继《墙》受到普遍好评之后，萨特又雄心勃勃地开始创作另一部关于自由的小说，并准备以《路西弗》为标题。后来发展成一部系列小说，取名为《自由之路》。萨特计划在1945年至1949年间完成的这个四部曲，实际上只完成了前三部，此后便放弃了小说创作。书中的主人公哲学教授玛第厄•特拉吕被认为是洛根丁的延伸，他由热衷于艺术上的解脱，继而发展到积极地投身于现实世界，以社会责任为己任。《自由之路》的第一部《理性时代》 (1945年)，通过复杂的情节和众多的人物，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的精神状态，但重点却描绘玛第厄和他的情妇玛赛儿如何支配他们的自由：她是否应当流产，他是否要与她结婚。
三部曲的第二部《延缓》(1945年)又增加了一些人物，包括一些历史人物如张伯伦、达拉第和希特勒等。这一部在技巧上更富有创造性，全书共八章，给人们描绘了一幅1938年9月里一共8天时间内法国全貌的绝妙图画。小说通过一系列突然的时间转换和同时发生的事件，展示了一个与未来割断联系并因此而迷茫不安的社会。在不很成功的续集《心灵之死》 (1949年)里，各种各样的人物都经历了1940年6月的战争大灾难。与此同时，萨特小说中明显的政治和哲学色彩变得越来越重。后来，他决定用比文学创作更直接的方式表现自己的哲学和政治观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萨特影响很大，改变了他对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看法。战争使他认识到，写作是一项社会活动；同时也给他提供了一个以写作实现团结目的的机会。萨特作为剧作家是从德国战俘营中开始的，当时他创作并演出了描写秘密抵抗力量的剧本《巴理奥纳》(1940年)。获释后，在德国占领下的巴黎，出于当时实际情况的需要，萨特写了许多剧本，展现了处在危难环境中的人——正如当时德国法西斯铁蹄下的法国人民一样，他们需要理智地去实现自由。《苍蝇》(1943年)再现了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故事。主人公俄瑞斯忒斯对是否应向埃癸斯托斯复仇而犹豫不决。埃癸斯托斯曾谋杀了主人公的父亲阿伽门农国王，篡夺了王位，而今正厚颜无耻地躺在死去的国王的床上和俄瑞斯忒斯的母亲同床。《苍蝇》虽然通过了德国的检查，但对法国的观众来讲，这部剧很明显是作家向他们发出的号召，唤醒人们为摆脱外强奴役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萨特在德国占领时的另一部剧作《间隔》(1944年)，是他最杰出也是上演次数最多的剧本。剧中故事发生在地狱一个幽僻的房间里，三个人物开始接受惩罚——无休无止没有尽头的惩罚，每一个人竭力从精神上折磨另外两个人，反过来每个人又受他人的折磨。正如其中一个人在少有的清醒时刻所说，“他人，就是地狱。”他们3人堕入萨特式的地狱都是罪有应得，因为当他们可以选择实际上是个人生活的行为时，都选择了一个不真实的自我。
即使在萨特放弃小说创作后，剧院仍十分理解他的关于作家是社会代言人的思想，尽管他此后的作品没有一部能取得《苍蝇》或《间隔》那样的成功。其后的10年间，萨特继续利用戏剧来传播他的思想。例如，《毕恭毕敬的妓女》(1946年)就是一出攻击美国阶级和种族偏见的通俗剧。萨特自己最喜爱的剧本《魔鬼与上帝》(1951年)，或许也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最成功的尝试，该剧以宗教改革中的德国为背景，对创造人类自己的生命、满足历史需求的必要性进行了详尽考察。萨特曾说，他最初创作《阿尔托纳的死囚》(1959年)的目的，是为了抗议法国军队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的迫害，然而后来他却把该剧的场景安置在战后的德国，在分析纳粹暴行和罪责的过程中，更全面地探讨了20世纪各种暴力的责任和实质。
萨特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和戏剧通常是以其他形式出现的哲学。但他也直接致力于他曾正式受教育的这一学科——哲学。《存在与虚无》(1943年)是萨特对形式哲学的主要贡献，虽然它是现象学理论，是埃德蒙•胡塞尔和马丁•海德格尔等人的理论的翻版。《存在与虚无》论述了最重要的存在主义概念，如偶然性、意识和虚无等，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尽管萨特写这部著作时，法国正处于德国占领的最阴暗时期，但他仍大胆地宣称，通过不同于自在的存在这种非意识状态的自为的存在，人们能获得绝对的自由。萨特的个人不只对自己负责，而且还要对整个世界负责，正如存在主义对责任的解释所说，“责任是作为一个事件或一个客体的无可争议的创作者的意识”。或许由于这部哲学著作的冗长与深奥，萨特开始被视为圣人，信仰者、反对者以及好奇者也纷至沓来。萨特曾试图通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6年)一文来驳斥其他观点，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实际上，这篇文章是他于1945年为论证和普及他的哲学思想在巴黎所作的一次演讲。
萨特的第二部主要哲学著作是《辩证理性批判》，其中第一部分《实用整体理论》(1960年)构思于阿尔及利亚战争进入高潮期间，目的是通过结合存在主义和心理分析方法来分析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阐述其可行性。萨特将其描述为通向整体意识、并把自我作为一个个体和历史的瞬间体现来进行整体理解的唯一方法。萨特没能完成他计划中的《辩证理性批判》的第二部分，但在创作生涯的最后几年中，他仍致力于研究该书阐述的心理和历史传记这一学科理论。
萨特因发现自己的生活与古斯塔夫•福楼拜有相似之处而对他深感兴趣，当然他也对其中许多相似点不屑一顾。由于失明，萨特没能完成《家中白痴——古斯塔夫•福楼拜(1821年——1857年)》(1971年——1972年)，然而这是一部对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心理人类学进行探讨的辉煌巨著，它详尽阐述了这位资产阶级作家和有关他所处时代的各个方面。
《家中白痴》虽然是萨特最后一部卷帙浩繁的著作，却不是他传记创作中的唯一作品。在《波德莱尔》(1947年)这部专著中，萨特论述了另外一位陷于自我陶醉的法国作家，由于对母爱的失望，他放弃了自己的自由。《圣•谢奈：丑角和殉道者》(1952年)将当代作家和罪犯让•谢奈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英雄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作为挣脱企图使他成为牺牲品的社会的一种行为，谢奈有意识地去塑造自己。
尽管如此，萨特以自己、或者说以一个12岁就开始写作的童年作家为主人公的传记，仍然是他最受欢迎、最受推崇的传记作品。《话语》一书是萨特对自己童年生活的丰富而动人的回忆。同时，这部传记也是对自己的伪善和资产阶级虚伪本质的深刻揭露。萨特运用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方法，作出了当一个崇拜词语的作家的选择，然而到1964年，他又放弃了这种选择。尚未完全摆脱抒情笔调的《话语》，可以说是萨特的告别文坛之作，但恰恰是这部著作使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这实在具有讽刺意味，然而又十分恰当。
1945年10月萨特创办了《现代》杂志，标志着他从此选择论战而脱离了富于想象力的写作。在《现代》创刊号上，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实质上是主张文学是社会活动的宣言。在这篇文章以及陆续在该刊物上发表的、后来收入10卷本《境遇》(1947年——1976年)的文章中，萨特宣称作家的责任在于塑造世界，使自己与其他诸如伏尔泰、爱弥尔•左拉一样的社会活动家站在一起，反对像福楼拜之类一生对欺压现象无动于衷的人。他在此后几期杂志上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1947年发表的《什么是文学?》(曾在《境遇》第二卷里再版)，萨特论证了散文较之诗歌而具有的优越性，并提倡一种对作者与读者皆属自由行为的实用文学。萨特在他有生之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利用《现代》杂志及其他刊物，有时甚至在城市街头，同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非正义现象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早在瑞典文学院试图将萨特归属于它可以授奖的一个领域以前，萨特就已经被奉为存在主义的崇拜偶像了。然而萨特对自己的不断变换，对无数次地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和行为却自得其乐。作为一个固执、有时甚至是执拗不已、同时又才华横溢、精力充沛的人，萨特常常使自己与西方中产阶级传统的自满自足势不两立，但他的倾向性是极为审慎的。除了在小说、戏剧、传记和哲学方面富于创造性的著作之外，这位当代最卓越的怪杰，还将以他辉煌业绩之广泛以及他为自己创建的知识分子的重要地位而名垂青史。
二、让－保罗•萨特的“谢绝”
在《费加罗报》1964年10月23日所发表的一项公开声明中，萨特先生对他谢绝诺贝尔文学奖竟招致非议诋毁表示遗憾，并希望说明，他并不知道瑞典学院的决定是不可撤回的，而曾去信以免选中他。在这封信中，他详细说明，他的拒绝决非看轻瑞典学院，而是基于他自己的个人的和客观的原因。
关于个人原因，萨特先生指出，由于他对作家的任务所持有的观念，他始终谢绝官方的荣誉，因而他当前的举动也就并非绝无仅有。他曾同样拒绝不当法国荣誉勋位团的成员，不想进入法兰西学士院，如果把列宁奖金颁给他的话，他也会拒绝。他说明，一位作家如果接受一项荣誉，那就无疑会使他的个人承诺与颁奖的机构联系起来，而且最重要的是，作家不应让自己变成一种机构。
就他的客观原因而言，萨特先生所列举的一条就是，他相信，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交流，必须在没有任何机构的干预下，在人们与人们之间和文化与文化之间产生。另外他感到，既然在他看来以往诺贝尔文学奖的授予并未平等地代表了具有所有意识形态，来自所有国家的作家，因而他若接受，就会招致非议，得不到公正的解释。
萨特先生以他对瑞典公众的亲切问候结束了他的话。
在宴会上，卡罗琳学院院长S•弗里伯格说了下述的话：“萨特先生觉得自己不能接受本年度的文学奖。有关本奖始终争论不休，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能进行判断，或者自己并不懂却又因不懂而进行批评。但我认为，倘若诺贝尔在世，他会对本年度的选择予以充分理解。世界的改善是每一代人的梦想，而这一点尤其适用于真正的诗人和科学家。这是诺贝尔的梦想。这是衡量科学冢的意义的一个准绳。这是萨特的灵感的来源和力量。作为一名作家和哲学家，萨特是战后文学界和知识界所讨论的一个中心人物——受到景仰，受到争议，受到批评。他的极易引起争论的作品就整体来看，带有一种信息的印记，这种信息被一种深刻而又严肃的努力所支撑着，以改善读者，也就是整个世界。他的作品所处理的哲学被青年当作一种解放来热烈欢迎，萨特的存在主义可以在下述意义上予以理解，即一位个人所能希望达到的幸福的程度，为他乐于按照他的气质所占据的位置并接受其后果的程度所制约。这是对诺贝尔的同代人爱默生所令人赞叹地表达出的一种哲学的一种更为朴素无华的阐述，那种哲学就是：“归根结底，只有你本人的心智健全才是神圣的。”
“人生的性质不仅仰赖于外部条件，而且也仰赖于个人的幸福。在我们的标准化和复杂的社会体系的时代，人们也许尚未丧失对个人的生活的意义的意识，但这种意识无庸置疑是模糊了，因而对我们来说，维护诺贝尔生前的理想在今天就像在诺贝尔的时代一样刻不容缓。”
三、评论界对让－保罗•萨特获诺贝尔奖的反应
阿尔贝•加缪在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说：“每个人都想得到他人的承认。”然而人们不得不承认，萨特这个人并不这样想，甚至从他对被封为桂冠作家的这一传统方式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他的这一异常举动引起了普遍的好奇。除去1958年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受苏联当局阻挠没能前去接受诺贝尔奖之外，萨特对待这一文学最高奖赏的拒绝态度是绝无先例的。另外，虽然萨特没有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但这比他去领奖并愿意成为接受瑞典文学院这一最高荣誉的第57位在世作家，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关注。
在此后16年的余生中，萨特因拒绝诺贝尔文学奖闻名于世。瑞典文学院决定授奖给他的时候，萨特已经非常出名，并且得到了公众的尊重。然而此时对他作为作家的突出成就，人们的反应并不强烈，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他拒绝受奖的决定上。哲学家哥布瑞耶•马塞尔在《新观察家》报上发表文章，指责萨特的不恭败坏了年轻的一代；但是，这种异乎寻常的指责，很可能起因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任热内•马欧，三天前他在《新观察家》报上把萨特跟苏格拉底相提并论。马克斯•保尔•福科在《信使报》上断言，萨特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真正原因并不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而是与贯穿他一生的独特的革命精神相关，他始终拒绝与他认为建立在虚伪信条之上的社会秩序合作。谈到萨特一部描写一个初出茅庐的民众头领的短篇小说时，福科说：“一个摒弃了市侩般自命不凡的谎言的人，难道会走他为《领袖的童年》的主人公选择的道路吗?”
关于萨特最大的贡献究竟是戏剧、小说还是哲学，评论家则是见仁见智。然而，在12年前就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却说出了大多数人的意见：“我认为，让—保尔•萨特无疑是他这代人中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已入古稀之年的老作家马塞尔•儒昂多，甚至对萨特拒绝受奖的决定大为赞赏，他说：“最漂亮的行动莫过于拒绝接受。一个人什么时候学会拒绝，他就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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