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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推荐书，人们就该读？
李华芳
温家宝在一个偏远地区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精明的出版社受到了启发，于是一本温家宝推荐的《道德情操论》就上市了，腰封上突出了温家宝的“推荐”。中国城市出版社的《道德情操论》这一做法是否妥当暂且不论，把温家宝当营销大使倒是确定无疑的。问题的关键是，温家宝推荐的是中国城市出版社的这一版本的《道德情操论》吗？温家宝是中国国务院总理，不是专业的读书人和书评作者，在读书这件事情上，温家宝是外行，因此没有指明自己所读的是哪一个版本的《道德情操论》。所以读者难免受到出版社的迷惑而不自知。
市面上所见有3个版本的《道德情操论》。最早的版本是蒋自强、钦北愚、朱钟棣、沈凯璋等所译的商务版，由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2004年重印（下称“蒋版”）。2003年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余涌所译的《道德情操论》（下称“余版”）。而此次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的《道德情操论》由韩巍所译（下称“韩版”），韩版最早由西苑出版社在2005年出版，2007年辗转至光明日报出版社再版，直至2008年中国城市出版社又一次出版韩版。
韩版提到了蒋版，并认为蒋版“采用直译的原则，大量保留了英文的语法结构，与汉语的语境习惯差距较大，读来不免有晦涩难懂之感；加之原著行文略显拖沓累赘，译者一仍其旧，更让人觉得刻板僵硬、枯燥乏味”。对于蒋版，一直以来都有不满的意见，韩版所评中“原著行文略显拖沓累赘”则值得商榷。事实上，韩版也提到“作者（斯密）用生动优美的语言，从日常琐事和人情世故之中引发出深刻的哲理，如同一位深明事理的老人在絮叨家常，不知不觉之间令人深受感染。这种贴近凡人生活的智慧，跨越了时代和国界的局限，打破了学术的高墙，让每一个普通读者都能受益匪浅。”
“絮叨家常”与“拖沓累赘”显然有所不同，但韩版前后不一的评价却让人心生疑惑。事实上，韩版以此为由，删除了大量斯密独具匠心的论证，同时也删除了全部第七卷，使得整个《道德情操论》显得支离破碎。事实上，罗卫东教授在《情感 秩序 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世界》一书中，详细考察了《道德情操论》的7次修改，其中特别提到“《道德情操论》第七卷也就是道德哲学史部分，时空跨度很大，我难以进行有把握的研究，本打算留待以后自己的学养具备以后再来研究，但为了全面把握斯密的道德哲学体系，就不能没有这部分内容”，这也就是说，第七卷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在反复修订之后刻意为之。如果删除这一章，就可能会影响对整个《道德情操论》的理解。
另外一个问题是韩版并没有指出是依据哪一版译出，这也让人心生疑惑。加上韩版出现的时间晚于蒋版和余版，虽然韩版提及了蒋版，但并没有言明是不是参考了这一版本，或者还参考了余版。乔纳森在“西书识小”系列中有一篇《复译：复杂的债务关系》谈到这个问题，照录如下：十多年前，许钧先生写过一篇题为《是复译还是抄译？》的批评文字，文中提出：“名著复译，是一项十分神圣而又艰辛的工作。复译，不应该是简单意义上的重复，而应该在前译本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新的阐释角度，新的传译手法等。复译，要想超越前译本，自然有一个如何看待前译本的问题。一个具有高尚的译德、有着自己艺术追求的译家，对前译的态度往往是坦荡的，他既要虚心吸收别人的长处，又要凭籍自己的修养与努力，使译著臻于完美。”这一席话，我很赞同。不过，许先生谈的主要还是文学作品的复译，至于社会科学著作的复译，由于文学色彩相对淡薄，译者的发挥空间更小，复译的功用似乎更应该体现在纠正原有译本的疏失上面。目前，复译书大量出版，而多数复译者对原有译本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不加理睬，不管之前有几个译本，一概不看，顶多说声“遗憾”；二是翻译完了，得知有旧译本，找来一看，嗤之以鼻，认为比自己的差远了；第三种，借用许钧先生的提法，就是“抄译”，取其精华，更其字句，据为己有。此类或傲慢或苟且的翻译态度，的确让人生厌；退一万步说，至少也是不够严肃的。
韩版自辩不能太晦涩，也不能太“心灵鸡汤”，所以推出了这个译本，但说实话，这恐怕一来是译者不具备把握原著的能力所致。二来，如果有“二”的话，那恐怕就是态度问题了。
（英）斯密著：《道德情操论》，韩巍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8年5月1版1印，20元。
李华芳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思想库报告》主编，【读品】出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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