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招寺位于武义城东10余公里的明招山麓，为群山环抱，峰峦雄奇，登巅而望，诸山俯伏，但见青山如两条巨龙环绕，龙头前面是一口水潭，名为“二龙戏珠”，若是雨天，则云笼雾罩，双龙时隐时现，使人疑为天界。 历经一千六百多年沧桑的明招寺是闻名海内外的金华婺学发源地。南宋年间，著名理学家吕祖谦、朱熹、陈亮等人在此讲学，成为影响全国的最高学府之一。明招寺又名惠安寺、智觉寺，俗称明招寺，位于武义县城以东3公里处的明招山上，始建于东晋咸和初年。县志记载，东晋“竹林七贤”之一阮籍的曾孙阮孚，赴任广州刺史时，弃官于明招山隐居，晚年又舍宅建惠安寺，该寺至清乾隆年间奉敕改为智觉寺，为浙江省境内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至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比杭州灵隐寺还早500多年。到五代后唐时期，著名佛教建筑大师德谦禅师前来明招山开山聚徒，由此，明招寺成为当时影响全国的佛教胜地。
阮孚，晋尉氏人，元帝时为黄门常侍，终日酣饮，尝将皇帝御赐的金貂换酒，被大臣弹劾，但皇帝总是原谅他。东晋咸和初年（公元326~327）太后听朝，政权渐归舅氏，阮孚预见到“乱将作矣”，因此请求外任，委为镇南将军，赴广州途中，果闻苏峻叛乱，阮孚就来到武义明招山，筑屋隐居。他在明招山常以饮酒为乐，喜着木屐游山玩水，怡然自适。他常说：“不知一生当着几量屐？”超脱得很。死后葬于明招山。后人为纪念他，把其中一山取名为蜡屐山，筑有蜡屐亭、金貂亭、换酒亭，遗迹仍在。
阮孚的隐逸，千年来为文人雅士所凭吊：“吾爱阮遥集，高风犹竹林。”（指竹林七贤。王惟孙诗句）“将军已矣经千载，景仰遗踪不可攀！”（翁昌诗句），巩丰在《蜡屐亭》所写的：“千古高风挽不回，故山花落又花开。莫欺亭畔苍苍藓，曾印高人屐齿来！”倾慕之情，溢于言表。
阮孚把自己的住宅改建为寺，却为南宋理学文化准备了物质条件，从此理学的钟声打破了武义这个“世外桃源”的沉寂，从“隐”变为“显”，明招寺之名，震撼了南宋的半壁江山。提起明招寺的理学文化，不能不先提到巩庭芝。巩家于南宋建炎年间（1128—1130年）从山东硕城迁来武义，爱南乡曲湖之秀而定居南乡（今泉溪镇巩宅村）。巩庭芝于绍兴八年（1138年）中进士，在山东时就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儒者。南迁武义之后，巩庭芝就在明招寺传道、授业、解惑，其弟子有数百人，并著有《山堂类稿》等）。他的讲学活动，在武义的历史上写下了“武义人士知义理之学自庭芝始”一笔，武义的知县汪正泽概括为“前席开朱吕，贤声属祖孙”，是明招理学文化的先声，而作为完整的明招理学文化，还是金华人被谥为吕成公的吕祖谦集其大成。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金华人。祖籍东莱（今属山东），世称东莱先生。隆兴元年（1163），举进士，复中博学宏词科，任南外宗学教授。乾道三年（1167）母丧，庐墓武义明招山，与朱熹等讲学于明招寺，士争趋从学。后历任太学博士、秘书郎、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等。曾参与重修《徽宗实录》。为学主明理躬行，治经史以致用，“讲实理，育实才，并求实用。”南宋时，以其独立的学派，与朱熹、张拭齐名，称“东南三贤”。与唐仲友、陈亮同为浙江学派中金华一支的主要人物。晚年讲学、会友于金华城内丽泽书堂，自编《丽泽讲义》，主张“惟能出窠臼外，然后有功。”四方学者趋归心服，丽泽书堂之学生中，不少成为金华学派之骨干，故被推为金华学派之祖。吕祖谦主讲丽泽书堂外，曾在东阳友成书院主师席，并先后到永康五峰、东阳石洞书院和浦江月泉书院等地讲学。金华学派自丽泽诸儒传至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一度中兴，史称“得金华而益昌。”历元至明，数百年间文献流传，影响深远。著有《古周易》、《春秋左氏传说》、《东莱博议》、《吕氏家塾读诗记》、《东莱集》等。
吕祖谦出身官宦世家,祖上为赵宋王朝世臣，有“累朝辅相”之称。先后有吕蒙正、吕夷简、吕公弼、吕公著、吕希哲等任宰相之职，封侯受爵。八世祖吕蒙正，字圣功，为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第一；七世祖吕夷简（979—1044），字坦夫，真宗咸平三年（1000）进士；六世祖吕公弼（1007—1073），字宝臣、吕公著（1018—1089），字晦叔均以荫入仕，分别赐进士出身和登进士第。五世祖吕希哲（1039—1116，字原明），自其以下，包括曾祖吕好问、伯祖吕本中、祖父吕弸中、父亲吕大器等，皆为朝廷命官。如此一代一代连续不断地在朝为官，在宋以前和以后的历朝中不多见。
吕氏家族除官位显赫外，学业上也颇有建树，清人王梓材在校订《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所加按语说：谢山《札记》：“吕正献公家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考正献子希哲、希纯为安定（按指胡瑗）门人，而希哲自为《荥阳学案》。荥阳子切问，亦见学案。又和问、广问及从子稽中、坚中、弸中，别见《和靖（按指尹焞）学案》。荥阳孙本中及从子大器、大伦、大猷、大同为《紫微学案》。紫微之从孙祖谦、祖俭、祖泰又别为《东莱学案》。共十七人，凡七世。然荥阳长子好问，与弟切问历从当世贤士大夫游，以启紫微，不能不为之立传也。足见吕氏家学之深厚。全祖望（谢山）的计算尚不准确，吕氏家族当入学案的，七世尚不止17人。所以《宋史》吕祖谦传说：“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
1127年北宋亡，在我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次民族大迁移的高潮，不少北方豪族、官僚、知识分子随着朝廷的南迁纷纷南下，其间当然也有大批饱受战争之苦的贫穷百姓。这也带动了北方中原文化向南的传播，尤其是当时在北宋占有统治地位新儒学——理学也迅速在南方传开来。
吕祖谦家族就是这南迁中的一族。吕氏家族原系山东人，后迁徙至安徽，又迁居北宋京城东京（今河南开封），宋室南渡之后，吕祖谦曾祖东莱郡侯吕好问携全家迁居浙江金华。吕氏家族既是显赫的宦官世家，也是有名的书香门第，具有深厚的家学传统。金兵灭宋之际，使得中原地区不少著名的诗礼之家，书香门第家破人亡，这些被毁灭的家族所藏有的典籍也随之散佚殆尽。而吕氏家族由于吕好问在金兵卵翼下的张邦昌政权中任职，而保全了吕氏一门的安全。后吕好问携家南下时，宋高宗已经即位，南方趋向安定，所以吕门所有的历史文献得到了很好的保存。这就为其后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为其他学者所不及。
全祖望在《宋文学案·紫微学案》中指出：“而所守者世传也。先生（指吕本中）再传为伯恭焉，其所守者亦世传也。故中原文献之传，独归吕氏，其余大儒非及也。”因此可以说，吕氏家学的优势在吕祖谦这里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由此可以确定吕氏家学对吕祖谦学术思想的形成，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吕祖谦创建的吕学，应该认为是他在明招寺讲学中开始形成的，并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武义“明招文化”。
那么明招寺为什么对吕祖谦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吕祖谦为什么对明招山、明招寺特别钟爱，以致发展到将自己身后葬于明招山，而且将先祖、父母、妻室以至其他家族成员也归葬明招山呢？又是什么动因促使他不在金华创办书院，而全身心地投入讲学，著述活动呢？要解开这些历史迷团，还应从明招寺讲起。明招寺在清乾隆二十年（1757年），曾被敕赐名“智觉寺”，然而民间不因乾隆的改名而改称，因它坐落明招山，故仍称其为“明招寺”。考“明招”二字，亦可以看出人们对明招寺的钟情喜爱。“明”，《说文》：“明，照也。”又“照，明也。”“招”，《说文》：“招，手呼也。”《荀子·劝学》：“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招通召（召：唤、呼唤）招又通韶。因此，明招二字有“明智聪察”之意，故而乾隆要把它改名智觉寺了。早在南宋的饱学中原文献的吕祖谦当然对“明招”二字更是慧眼独具了。
明招寺四周环山，峰峦清秀。寺前有一池、一形似馒头的小山，这座小山在地质年代应为一火山口。民间称此小山为“钵盂峰”，四周有九个山峰走势从不同方向拥向它，形势九龙，“诸山争而向之，其形为龙争珠”，故又称“玩珠山”，旧时山顶有玩珠亭。明招之胜用古代的风水理论，抑或用当今地理环境学说来看，当不失为一风水宝地。对于熟读研究《易经》的吕祖谦来说，当然是他向往的一个十分理想的好去处。
吕祖谦认识了巩庭芝（1099—1163年）以后，巩庭芝对明招寺的介绍与渲染，也是吕祖谦认识和钟爱明招寺的一个原因。吕、巩两家都是从北方南迁的望族，其时巩庭芝与吕祖谦过从甚密。吕祖谦对比他大28岁的巩庭芝十分敬重，也常到明招寺与巩庭芝一起讲学论课，巩庭芝亦陪吕游历明招山及武义诸山水名胜，但吕祖谦偏对明招山的山水爱之有加。大凡古人皆有风水观念，熟读《易经》的吕祖谦也不在例外，对明招山九龙抢珠之形胜，加上前有虎溪（今小白溪），可谓风水胜地，故：“巩山堂（庭芝之字）始至武义曲湖之旁，吕东莱爱其溪山之秀，辄命驾往游，山堂实左右之。”（《巩荣墓志》，巩荣为巩庭芝之孙，吕祖谦学生，巩丰之弟）。可见巩荣也常常受到祖父的命令，陪吕祖谦遍游明招山诸形胜之地。这些都促成了吕祖谦今后在明招山创建丽泽书院举行诸多重大活动的原因。他自己也说：“明招，婺之名山，予家三世葬焉。”吕祖谦在玩珠山建玩珠亭，他也学阮孚常履屐登山游憩，还写了《明招山居杂诗》四首，舒张自己意心，赞美明招山胜景。
阮孚对吕祖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明招山是他隐居之地。大凡古代知识分子对隐居山林不闻世事的隐士是十分崇拜、十分向往的，因为古代的隐士，大多为学问家，满腹经纶，对世事厌倦而选择了归隐。如中国古代第一大隐士陶渊明，东汉隐者严子陵皆为古人所推崇。这种尊隐思想同样在吕祖谦的身上表现出来，他慕名到明招山寻访阮孚的踪迹，还常学阮孚履屐游明招山。他对阮孚的为人及隐居的生活是十分敬仰而向往的，这对他以后遭遇家庭坎坷生活而决定在明招山讲学，离开繁华的金华闹市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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