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行16000公里，途经16国，他为非洲村庄建起水井和充电站

我用这笔钱找人给当地村民挖了一口70米深的井，建了一个1.2千瓦的充电站——差不多可以满足每天三百部手机充电。在此之前，他们打水要去两三公里外的邻村，充电得去22公里开外的上级村落。这是我为这个村子作出的改变。

袁江磊在骑行途中。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文| 实习生周鑫雨新京报记者张维王双兴

大学毕业后，浙江90后青年袁江磊给自己选择了一条“野路子”。

结束在西非国家贝宁的孔子学院两年的支教后，2016年9月，他跨上自行车，从贝宁启程，骑行16000公里，途经16个国家，于2017年8月回到中国。

临行前，他的骑行计划被媒体报道，一家公司便主动与他达成了“骑行一公里，赞助一美元”的协议。他用这笔基金为落后的村庄尼普尼修建了水井和充电站。

袁江磊把自己一路的经历拍了下来，回国后制作成纪录片，发到网上，被点赞、转发。在他的镜头里，琥珀色的蜥蜴在赤金色的撒哈拉穿梭；马里妇女包裹着五彩头巾露出腼腆的微笑；塞内加尔卡丰廷的赶海人早上九点准时出现在海岸边，日复一日为生计头顶一箱箱重达四十公斤的渔获来回奔忙……

卡丰廷的赶海人。

他将纪录片取名为《野好》，“‘野好’，就是‘也好’。”这段旅程告诉他，“许多事情的选项是开放的。”回国后，他把骑行暂放，入职一家中非贸易公司。生活回归柴米油盐。

以下内容为袁江磊的口述：

“我很享受这种接触当地人的实在感觉”

2016年9月10日，我从西非贝宁的克努托出发了。我计划横跨两大洲，骑行回国。当时随身携带了七十多斤重的物资，里面有套锅、油炉、睡袋、帐篷、衣物、药物、净水器和拍摄器材等等。

启程前，我对照着“风险指南”，花了不止一周的时间规划路线。孔子学院的同事知道我的举动，觉得不可思议，但还是相信我一定能平安顺遂。一位中国同事给我剃了一个锃亮的光头，不仅是为方便，还有“从头开始”的寓意。

一路上，我遇到了很多人，“睡过”许多村庄，在西撒哈拉吃过帝王蟹，还被许多“二八大杠”超过。我很享受这种接触当地人的实在感觉。

从贝宁出发后的第三天，我进入了旅程中第二个国家多哥。在那儿我参观了非洲艺术博物馆，游览了当地的织布村，还去看了桂美瀑布，而这两天我都住在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Felix家。

之前我在贝宁的公益村市场买过至少十幅Felix的画，说起来还真是有缘分！Felix年纪四十有几，神态自然，腆着肚子，很有趣。他向我讲述了年轻时在街头流浪的经历，大概因为这些经历，他的艺术风格充满本土味道。Felix告诉我：“袁，有的东西就不能心急，不能老是想着怎么赚钱或者怎么样，这样你做不出好东西来。”

在几内亚骑行到天快黑，我突然看到自己前面有人骑着一个“二八大杠”，他叫阿尔法。你可以想象那种画面，傍晚碰到一个扛着猎枪推着车的哥们，就有一种“狭路相逢”的感觉。

“哥们！你去干嘛？”

“打猎。”

我厚着脸皮问：“我可以一起去吗？”

阿尔法同意了，但由于他要在野外过夜，我骑着车不方便，他让我先去他家。当晚，阿尔法的妻子把家里唯一一张带蚊帐的床给我了，自己和孩子打了地铺。凌晨，我迷迷糊糊听到阿尔法回来了——他打到了一头小鹿，用我们家乡话叫“麂”。我有些不屑，怎么就打到了这么小的一头麂？没想到后面还有一头一百多公斤的野猪，阿尔法一人扛不动，我们就把它大卸八块运回家。后来这成了宴请我的野味。

猎到“麂”的阿尔法。

临走前，我和他约定每周通话。因为村子里没信号，在每周五下午四点到五点，阿尔法开车到有信号的山头，我们在那个时候通话。但是第一个礼拜五我就忘了这回事。之后再也没打通过。这是我旅途中的遗憾。

与这些人相遇的经历，现在想起来总是有点心酸。但也有人给过我很纯粹的感动。

我骑行到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脉时，晚上在盘山公路旁的一棵大树底下露营。我躺在帐篷里，我的小油炉在外面煮着茶。这时我听到一群小孩子的声音，就拉开了帐篷和他们说:“哎！来尝一下我的茶吧！”喝完茶后，我进了帐篷。没过一两分钟他们来敲我的帐篷。原来他们采了一束野花给我！

途中遇到的非洲妇女。

“非洲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我去发掘”

对骑行的迷恋是从大学就开始的。大二那年，我骑了两趟中途，一次从黔东南的凯里到桂林阳朔，另一次去了途经南川、武隆、涪陵的重庆小环线。大三暑假，我和一个老乡骑行了川藏北线。这是我大学期间骑行去过最远的地方。那时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踏着踏板从非洲回来。

我一直想出去看看。大四那年，母校重庆交通大学对口援建的西非贝宁孔子学院志愿者项目开始报名。因为这个契机，毕业后，我踏上了非洲的土地，开始为期两年的任教生活。

没去非洲之前，我总觉得这是一个治安比较差、疾病泛滥的地方。但理性告诉我，这只是其中一部分，非洲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我去发掘。

做老师的两年乏善可陈。和很多同事一样，我每天重复着“a”、“o”、“e”、“i”、“u”、“ü”，还有“老师您好！”“你好吗？”“我很好。”任教前我们参加了法语培训，结果到了孔子学院，除了“Bonjour”（法语，意为“你好”），其他几句都没怎么用上。我通过自己的表情加上肢体语言，就能把简单的情景对话搞定，孩子们也都听得懂。

任教期间，我对一个女孩印象很深。她对汉语很感兴趣，常来问问题，也多次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我特地去了一趟当地的中国超市，买齐了牛肉、竹笋、虾，当然还有火锅料。我当时就想，不如为他们做一餐火锅吧。

任教结束时，这位女学生来送我。她把手里攥着的一个柱形雕塑塞给我，我一看，是一只脏兮兮的老鹰，但我很开心。

骑行回国的想法早就有，任教第二年确定要做这件事。《野好》系列也不是心血来潮，我一直有拍片子的念头。这和我的专业有关，新闻广播电视学让我有了用镜头说话的习惯；当然，我也想通过相机将一些鲜活、真实，而又平凡的故事记录下来，和大家分享。不拍片子我可能就不会骑行——它是我长途骑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骑行第一天，一个叫Kamal的贝宁朋友帮我拍摄。他三十岁左右，是当地的一个小导演。Kamal通过朋友找到我说要友情价帮我拍摄。当地的市场价一天是五万西非法郎，折合人民币500多块，他友情价只要200多块钱。我想了一下，算了，交个朋友吧。

和他分别时，应他要求，我把多余的一套航拍器和相机都转让给他。到现在Kamal还欠我钱，但他一直在还。我知道非洲人欠你一万块钱，他说“我明天还你”、“我一个月之后还你”，他肯定是按时还不了的，但他最后一定会还清。

离开贝宁后，我几乎一个人完成了所有拍摄。说起来很好笑，为了拍一个骑行的镜头，我会把相机架在某个路口，骑行而过，然后再倒回来取走。

我带了一个充电宝和一块太阳能充电板，保证了手机的供电，但航拍器充电就没那么简单。在格鲁尼亚，我看到一片修道院，背景是雪山，很唯美。但我的航拍器没电了，只能错过这样的拍摄机会。

“我住的是‘亿星级’的酒店”

有人问我：“一个人骑行在路上有感受过孤独吗？”

我可以坚决地告诉他：“没有！”

在毛里塔尼亚，我“扒”了世界上最长的火车。像我这样的免费搭车叫“扒车”。我坐在像极了敞开口的方形盒子的露天火车里，从毛里塔尼亚的中部城市祖埃拉特往第二大城市努瓦迪布进发。放眼望去，周围是望不到边的土黄色戈壁，车皮里的乘客除了我和牧民，还有铁矿石，以及一群往外探头的羊。

袁江磊搭乘的露天火车。车皮里有一群往外探头的羊。

那晚，我躺在矿石上，听着羊叫声入眠。你可以想象，我的身下是矿石，眼前是满天繁星。那一刻，世界仿佛只有天、地、火车和我，特别特别美好。那一刻我好像拥有了一切。我住的是“亿星级”的酒店。这样的机会一生中可能只有一次。

不过，一个人的旅程并非都像这样美好。一路上有几次感到身体乏力，我都会吃随身携带的青蒿素和六神丸，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疟疾。事实证明，这几次都不是，真正遇上疟疾是我在布基纳法索那一次。

那天午饭后，我开始了旅程。骑着骑着感觉不太对，没过一分钟就把午饭都吐了出来。我想到下一个大点的镇子治病，但没什么力气。想起我手机里有当天中途休息那户人家的电话。挂了电话不久，他们骑摩托车来接我。

到了镇上，刚好中午，医生正在休息。等到三点半，他们终于上班了。在医院，阐述病情又费了老大一番劲。医生说的是法语，我法语词汇量不到三百个，时态、阴阳性之类到现在都分不清。词汇量不够只能表情来凑，我连带手势一通比划。医生很快搞清了状况，一化验，是疟疾。我就放心了。说起来也好笑，我倒不担心疟疾，比较担心霍乱。因为霍乱和疟疾的症状比较像。要是得的不是疟疾，我就完蛋了。

我的腿上至今还留着两个疤。那是行至布基纳法索东部，被几只不知名的小虫咬的。一开始没怎么在意，没过几天，被咬的部位开始化脓，面积竟然有一个硬币那么大。我赶紧去当地医院，涂上红药水，敷上药草。

骑行本身其实很苦的，但我一直是享受的状态。困难我都忘了，记住的都是美好。

袁江磊（右一）与Felix（左一）以及他的大儿子（左二）。

“柴米油盐还得过”

2017年8月14日，我回到了中国边境。而后，我的赞助公司也将16000美元的骑行基金按照我的意愿拨给了贝宁一个叫做尼普尼的村子。

我用这笔钱找人给当地村民挖了一口70米深的井，建了一个1.2千瓦的充电站——差不多可以满足每天三百部手机充电。在此之前，他们打水要去两三公里外的邻村，充电得去22公里开外的上级村落。这是我为这个村子作出的改变。

今年3月，水井和充电站建成。我重新回到贝宁。当地村民牵着一头羊要送给我，我不要，他们直接把它烤了送了过来。

水井建成后的庆祝仪式。

我给Felix打了个电话。

“Felix先生你还认识我吗？一年半以前有一个中国骑行者路过。”

他听出了我的声音：“你是袁吗？”

Felix告诉了我一个特别不幸的消息——他的一条腿因为糖尿病截肢了。你根本无法想象非洲医疗条件落后到得了糖尿病都会截肢。我想去多哥看他，但因为签证问题没有成行。后来朋友给我发了一张Felix的照片。照片上他十六七岁的大儿子趴在地上画画，而Felix躺在病床上，也还在画画。

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孩子，他很水灵，看起来就很聪明。那时候他跟着爸爸学画画。他还有个弟弟，只有七八岁。现在老爸截肢了，家里的重担就全落在了他身上。

Kamal靠着我当时转让给他的那些机器，拍摄一些MV，在当地有了不错的收入。他发我微信吹牛说：“袁，我在贝宁航拍技术第一！”我说：“你得了吧，你拍得这么渣！”最近，他和我聊起他想来中国，做些小生意。我说：“你来广州，我陪你逛。”

旅程结束后，大家都在变，我的生活也是。我对待生活更加坦荡了，我知道很多事情的选项都很开放。很多东西通过努力是可以改变的，很多东西通过努力也改变不了。我们能做的就是改变可以改变的。

如今，我暂时回到了原本的生活，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再次出发。至少现在不打算继续骑行了，我要挣钱娶媳妇，而且现在很多事情抛不掉，柴米油盐还得过。

有人问我：“假如生活安定了，你会继续骑吗？”可能遇到某个契机，我还会出去。我很感谢26岁的自己，那一年多的旅程让我多了一种体验，多了一个看世界的角度，也多了一些内心的平静。

再过几个月，我要被公司派往几内亚开发市场。

我会把路上拍的照片做成明信片，把“打猎”这一集纪录片剪得很精彩。然后，抽空去找阿尔法，把这些礼物送给他，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

好有意义